剛進入新的一年，日本就動作頻頻，觸角遍及亞非歐。
這些涉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多領域的大動作，雖說看起來都是為其自身發展考量，但在分析人士看來，中國卻是其中的“隱性”目標。
新年伊始，日本企業就在近年來相當“看重”的非洲吹響號角。
《日本經濟新聞》1月10日報道稱，日本豐田通商與國際協力銀行將參加非洲國家安哥拉的港口開發。
在這項號稱將成為“日本企業在非洲最大規模的港口開發項目”中，日本方面將提供多達700億日元（約合44億元人民幣）的融資。
有意思的是，看起來是雙邊合作的項目，報道卻“夾帶私貨”寫道，“在非洲，中國一直積極推進基礎設施的開發”，并扯出“債務陷阱”之說。
本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與盧旺達總統卡加梅舉行了會談。共同社的報道稱，雙方確認為第7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8月在橫濱市成功召開展開合作。報道分析認為，“日本意在加強與非洲各國的關系”。
卡加梅前腳剛走，安倍就馬不停蹄地趕往英國。
據共同社1月11日報道，安倍與特雷莎·梅會談后，日英兩國就脫歐后構建新的經濟協定達成了一致。同時，強調了兩國繼續推進安全領域的合作，并表示今年春季將在東京舉行外長防長磋商（2+2）。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輿論一致認為，日英兩國的軍事合作尤其是在印太方向的合作，指向的就是中國。
除此之外，日本在南亞不斷擴大的影響力，也在引起廣泛關注。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1月11日刊文稱，日本已經與印度建立了牢固的關系，并正在加強與孟加拉國、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等國的接觸。
文章直截了當地說，日本不斷擴大在南亞的影響力，目的就是為了“抗衡中國”。
文章分析稱，由于亞洲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增強，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正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中國其中處于領先地位。“日本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因此正在作出緩慢但堅定的努力，以確保其在南亞的戰略存在和大國地位得到鞏固”。
由此可見，近一段時間以來，無論是“建群”還是“擴群”，日本在國際舞臺上都表現得相當活躍。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曉磊看來，這顯示了日本外交戰略中的區域合作和國際協調政策的比重和能力正在提升，其實質是日本的戰略自主度在擴大，意識在增強。
張曉磊指出，這種變化的背后有內外兩方面因素在交叉作用。
外部因素方面，首先，由于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沖擊，日本進一步加深了對美國安全承諾的懷疑；其次，看到美國對自身依賴的國際自由貿易體制的破壞性效應，日本決定加快對自身對外政策的調整。與此同時，美國的政策也恰好為日本提供了擴大自主外交的戰略空間。
內部因素方面，這種變化可以視為戰后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戰略自主理念和實踐的長期積累的體現。安倍日前提到，要實現“戰后外交總決算”。戰后多年來的積累，已經為日本實現總決算提供了一定的戰略實踐基礎。而超長期執政的安倍內閣，也有意通過加強區域合作和國際協調等手段，令日本在未來實現成為政治大國的目標。
然而，日本在對外戰略擴張的進程中，一直都沒有忘記中國。正如在前文引用的多家外媒的報道中，多透著日本與中國“較勁”的意味。
而《日本經濟新聞》網站在10日披露的另一個消息，則更加印證了這一現象。
報道稱，日本要將自己的視力借給“五眼聯盟”了。分析認為，日本“入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及其在數據領域的快速成長有所顧忌。
事實上，從去年以來，中日關系已經從低谷走出，各領域的交往與合作也正在恢復。但日本在此時還“處處針對中國”，又是意欲何為呢？
張曉磊認為，對日本近期的一系列舉動，中國應該辯證看待。
一方面，日本在多邊主義貿易體制上的態度和理念與中國保持著較高的一致性，當前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的加快正是明證。同時，中日也正在加強在第三方市場的合作，說明中日有拓展共同利益的潛力和空間。
另一方面，面對中日競爭的局面，中方也應注意到，日本在安全上不僅試圖加強國際協調，也在不斷強化日美同盟基礎上的安全合作。“比如近期出臺的新防衛計劃大綱，其中涉及的一些計劃和政策就具有反制中國的意圖”。
張曉磊強調，新的一年，對中日關系來說，兩個問題至關重要：一是兩國能否在經貿合作上達到深化和固化；二是能否在安全上擺脫“陷阱”。
“雙方需要增強互信，通過諸多安全信任措施的機制化，來實現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建設性互動。”張曉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