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看，我們已經實現了第一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既得利益集團閉口不談“先富帶后富”的責任，拒絕深化體制改革，其目的就是鞏固自己的既得成果。后兩步能否實現呢？
共同富裕離我們還太遙遠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推動改革進程，鄧小平總設計師提出了著名的“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在做客我的節目《改革問道》時也指出，現在經濟發展的重點不應放在東部，應該東中西協調發展，而且減少差距更重要。
幾十年后我們看到，中國貧富出現了兩極分化，區域發展也不平衡。“先富論”表面看總共分三部分組成，而最關鍵的是后兩步，即“先富帶動后富”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工具性政策，先富帶動后富裕還是工具性策略，走向共同富裕才是最終目標。
從目前看，我們已經實現了第一步“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既得利益集團閉口不談“先富帶后富”的責任，拒絕深化體制改革，其目的就是鞏固自己的既得成果。后兩步能否實現呢？
舉個例子，有一群狼，為了全體狼群都更加強壯，于是他們決定，讓一部份狼先變成虎，然后狼群中出現了虎。接下來會是什么情況？先變成虎的，會極力阻止其他狼變成虎，因為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前題，資源總量是不變的，而欲望與消耗是越來越大的。一部份狼先變成虎，造成的局面就是：狼不能吃虎、虎不易吃虎、虎可以輕松吃狼。
所以，后兩步難度太大。因為執行的話，會傷害到虎的利益，誰要執行，虎就會咬誰。而唯一有實力執行的，又只能是虎自身。或者是全體所有的狼齊心，逼迫虎來執行。
如果這群由虎帶領的狼，他們發現了另一群狼，而對方的團隊中，虎更多，甚至威脅到了本群體的安全。即，出現了更多的資源，而那些資源需要這個群體變得更強大才有可能得到。出現了這種情況，虎才會同意其他狼變成虎，但這里又會出現一個前題，原先的虎，肯定會將自己變得更強，以防止被后變出來的虎吃掉。如此來看，所謂先富與后富，是永恒的。
從時代環境來看，“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個典型的大刀闊斧式的改革號角，使得東南沿海地帶、腦瓜靈活有干勁的地方政府和小商小販都敢于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那一套，敢于從事經營活動，地方政府敢于投資，引進外資，不斷地發展自己的經濟，小商小販也敢于東奔西跑，甚至有些投機倒把的意思。因此，從這個思路來講，這個口號在當時是順應民意，順應歷史潮流的一種改革方向，是符合當時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思路。
“鼓勵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希望擁有區位優勢的這些地方能把握自己的重要地理位置，借助得天獨厚的條件發展率先發展經濟，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這是一件在當時讓國家滿意、地方樂意的事情。誰不想自己的優勢更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流之中披荊斬棘，殺出一條血路來，創辦自己的企業，搞一些私人經營活動，這是搞活市場的做法，也是激勵更多的人，放開步伐，膽子大一點地去努力，創造財富。我覺得這樣的想法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是具有劃時代的特征。就是告訴我們合法致富，積極創造財富是國家支持的事情。
當然，即使沒有這一句口號，整個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其實都是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個自然規律，是優勝劣汰的法則，也是社會結構和個體因素共同決定的一個客觀現象。中國當今貧富差距自然不是一句口號就能導致的，但有其顯著作用存在。如果沒有國家政策的傾斜，如果國家沒有集中各種資源朝東南沿海地帶傾斜，至少目前中西部和東部地區的差異不會這么大。
但是，這種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沿海地區、低緯度地區本就有著較好的自然環境，無論是耕地人居，還是文化通商都有著極大的便利性，而交通運輸、對外貿易自古以來無不以大海為主(雖然中國有著名的古絲綢之路，歐亞大陸橋等)。因此，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文明一定會先發展自己的沿海地帶，對外開放對外的道理也是如此。至此，只想表達一個意思： “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具有時代意義，而且在那個時代制定這樣的方針戰略是有利于國家經濟發展的良策。
按理想主義的角度來講，先富帶動后富是一種情懷，是一種關懷，是一種社會力量的召喚。先富怎么帶動后富？慈善公益？開辦企業創造就業機會？還是做一個組織領袖，幫助大家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在職場有個較好的發展？
如何后富起來，還是有個層次之說，比如從國家層面，繼續深化中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從引進人才，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科技文化的大力投入和改善，說白了，這些都需要國家立項撥款，然后讓基層一步步落實。從不富裕區域來講，需要執政能力很強的官員來領導整個地區、省市發展；從地區的企業來講，需要更多的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來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綜上所述，任何一個頂層設計看似離我們很遠很高，但其實需要我們每個國家成員為之努力實施。但是這樣的設計總會惹人嫌，因為畢竟老百姓的日子就是很簡單，家庭、工作、生活即可。但作為領導層可能需要想如何在大的制度上有所變革，起的是方向性的指導作用。
改革是巨大紅利，大多數人也有這樣的共識：改革是權利內部的利益博弈，更是各個利益集團對財富和資源的重組與削弱。既是守門員又是裁判的事情生活中總在上演，更不要說泱泱大國的各層官員群體之間的這種關系了。
從費孝通的“差序格局”顯而易見可以得出，中國幾千年來就是這樣生活、工作、交流方式，只要在中國的文化下，要想讓我們擁有像西方新教倫理的那種資本主義精神，那種既認可人的人性、發揚人的自由，又要做到自律，契約精神，擁有強烈的公民意識可能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想，要對國家力量的限制，對權力做出限制，應該發動更多的社會公民，帶著勇氣、智慧和行動去發動社會的力量，壯大社會的力量。
壯大了的社會力量可以制衡既得利益集團，從而推動第二次分配的發展，規范第一次分配。另一方面又要依靠社會力量來增強我們的第三次分配。無疑的路徑選擇是，一方面通過政府體制改革，完善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大力發展各種非盈利的非政府組織來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