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高度互聯的商業環境，使得領導力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從以能力為中心到以關系為中心。”北京智學明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總裁、美國培訓與發展協會會員（ASTD）、領導力學者徐中博士這樣表示，“今天，深刻認識自己的身份變得非常地關鍵。對任何人尤其是領導者來說，一項基本的發展需求就是將自我的多個方面整合為一個整體，在這個基礎上展現自己的價值觀、思想和行為—一個完整的‘身份’。”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領導者應該如何應對？為什么說領導者適應的辦法之一就是把“社會身份”和“領導者身份”融合？
領導力嬗變：從以能力為中心到以關系為中心
“過去，領導力更多地被認為是領導者指揮跟隨者、做出決策、創造積極成果所采取的行動。其焦點在于領導者的技能、知識和能力。在層級分明的官僚制度背景下，人們被看做是相互獨立的，帶著相互獨立的目標和觀點分別行動。而今天，一種更注重人際關系和互助的領導力觀點變得更加普遍。我們日益把領導力看成一個個人與集體建立及維持方向、協同和承諾的過程。焦點已經從個體領導者擴展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徐中說。
之所以發生了這種嬗變，徐中認為，是基于現今高度互聯的商業環境，使得組織成員的工作強度和頻度普遍在增加。在過去的工業時代，一份普通工人從事的工作，更多的是孤立的重復性操作，無須納入太多的個人思考。
進入工業4.0時代，科技的跨越式進步締造了更大規模的知識工人，與此同時，工作內容更復雜，絕大多數組織，需要的是大量的協同和大量的溝通互動，組織亟需從員工那里獲得創造性的想法，情感連接也變得空前地密切。徐中認為，“工作越復雜，越需要借助他人的智慧。而對于領導者而言，借助他人智慧的前提是，認識并展示一個清晰的自我。”
在理解這個問題上，徐中引用了著名的“德魯克經典五問”—這是管理學怒大師德魯克在1999年提出的21世紀領導人將由管理好別人轉向管理好自己的理念。德魯克認為，從古至今，每一位偉大人物都是自我管理的典范，一個好的自我管理者必須回答這樣五個問題：
1、我是誰？什么是我的優勢？我的價值觀是什么？
2、我在哪里工作？我屬于誰？是決策者？參與者？還是執行者？
3、我應該做什么？我如何工作？我有什么貢獻？
4、我在人際關系上應承擔什么責任？
5、我的后半生的目標和計劃是什么？
在這五個問題當中，其中有三個都和“身份”息息相關——我是誰？我屬于誰？我在人際關系上應該承擔什么責任？甚至嚴格說來，每一個問題都與領導者的身份屬性具有或多或少的關聯。
在今天網絡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不管組織還是個人，在發展個人和組織能力時，都不能忽視非職業身份的重要性。一個人的社會身份——占其職業身份的大部分，與國家、種族、性別、語言、宗教、年齡層、性取向等群體特征密切相關。而領導的有效性意味著，領導者要理解他們的身份對他人的影響，同時，領導者要幫助他人清晰地認識到自己是誰。
如果將社會身份的應用作為領導力考量的一個維度，那么由此可以劃分出三個不同層級的領導力水準：
初級領導者 初級領導者想讓自己看起來像領導者，關注如何彰顯自己的獨特性，與他人區別開來。他們在考慮集體問題上欠缺經驗，并且獨立于他人考慮自己的行動。
中級領導者 中級領導者發展了更多具體情境的知識，他們從自我導向轉變到將他人囊括進來。
高級領導者 作為最高級別的專家級領導者，不僅能理解集體背景下的自我，也理解他人與集體的關系，并能夠調整自己的行為，去適應環境和他人。專家領導者對自己有充分的理解，可以在各種情況下，與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一起有效工作。他們能塑造包容所有人的組織身份，并用這個共同的身份維持群體向同一個目標前進的承諾。
構建身份以獲得組織的最大化認同
社會身份能夠為領導者的發展提供機會或制造障礙，從而起到釋放或壓制個人潛能的作用。如果領導者培養與社會身份相脫節，而且社會身份在背后阻礙到領導者的發展機會，那么它將壓制領導者的潛能。反之，如果領導者與社會身份相契合，那么它將釋放領導者的發展機會。
在政治領域，政治身份已經成為領導者的領導風格與其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政治角色不同的是，政治身份的內涵更加地豐富，它包含了個性、信仰、形象等內容。政治身份可以比較明確地暗示或是回答候選人的價值觀、品德以及他能否勝任職位等問題。所以，公眾關注這些簡潔的概念，而競選團隊也會費盡心思地確保圍繞身份的這些概念能被公眾正確地接受。
徐中例舉了現任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奧巴馬是那種第一眼看上去不會被當做美國典型領導者的人：非裔美國人、被單親媽媽撫養長大，這些并沒有體現出多數選民的特征，他的外貌也不像他的前任們——都是白種人，大多數來自有影響力的、富裕的家庭。然而，奧巴馬通過強調自己與大多數社會群體相同的地方，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合適的身份，成為美國人的代表。
眾所周知，奧巴馬來自一個復雜的家庭，父親是非洲黑人，母親是白人，而他早年的大部分時間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如何面對和理解他有一個非裔父親的美國人身份，對奧巴馬的心理和政治發展都有關鍵影響。
在他的自傳《我父親的夢想》中，奧巴馬描述了他如何尋覓他的父親和他的身份認同的故事，該書讓讀者親身體會到一個混血兒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長大的感受：你知道兩個不同的世界，卻不屬于任何一個，而自己要為實現自己的身份認同而奮斗。
大學畢業后，奧巴馬選擇服務于一家民權組織，致力于改善黑人社區的生活條件，追求自己的權利。后來，他把這段時間定性為一種“尋根式”的精神覺醒。正是這樣清楚的身份定位讓奧巴馬決心從政，而且是要競選地位盡可能高的公職，運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為公眾服務。
奧巴馬是他自己身份的經營者，在他的競選活動中，他呼吁美國人分享共同的未來。他有效地運用各種社會身份吸引他人，為所有美國人塑造了一個共同的身份。在競選中，奧巴馬突出代表自己是一個非裔美國人，有一個白人媽媽，由白人祖父母養大。
雖然母親是他唯一的支持來源，但是奧巴馬選擇了美國精英做的事，比如進入常春藤盟校接受良好的教育。通過在芝加哥的社區組織工作，他獲得了城市人群的認同，而他堪薩斯州的祖父母灌輸給他的價值觀，則讓他獲得了鄉村地區人們的認同。
縱觀奧巴馬對個體文化身份的追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社會身份嬗變的軌跡，體會他對于社會身份的自我構建過程。多元文化背景使他不停地尋找自己的身份歸屬，他努力不使主流文化消融自己本來就具有的邊緣文化屬性，在逐漸理解和包容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獨特的社會身份認同。
將身份障礙轉化為有力的領導力資源
社會身份可以是領導力培養的一種強有力資源，但在很多時候，社會身份對于領導力的培養也意味著挑戰。“這種挑戰可能來自社會的成見，以及長期形成的組織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將獨特的社會身份轉化為強有力的領導力資源，顯得更加重要。”徐中說，“即便你的社會身份在組織和更大的社會層面看來是‘異數’，依然可以憑借富有智慧的身份運用贏得大多數人。”
在商業領域，一個堪稱典型的案例來自現任蘋果CEO蒂姆·庫克。2014年10月30日，蒂姆·庫克在《商業周刊》網站上撰文，公開闡明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稱這是“上帝賜予的最好禮物。”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巨頭之一——蘋果公司的CEO，庫克這一身份的公開在全球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要知道，過去十六年，尤其是2011年前，盡管庫克一手為蘋果打造了供應鏈、設計及營銷的神話，但他一直躲在光芒耀眼的喬布斯身后。“如果分析庫克的聲明，除了主體部分講述自己的奮斗史之外，最重要的意圖是在闡明他對于同性戀這一身份以及公開這一身份的態度和看法。”徐中分析說。
庫克在其個人聲明中表示：“同性戀身份讓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作為一位少數派究竟意味著什么。它給我提供了一個視角，讓我能夠深入洞察其他少數派每天都在應對怎樣的挑戰。它讓我更加善解人意，并由此經歷了一段更加豐富的人生。它有時讓我感到不舒適，心神不寧，但它給予我信心，讓我有勇氣張揚個性，走自己的路，超越逆境和偏執。它還賦予我一身猶如銅墻鐵壁般的犀牛皮——當你是蘋果公司CEO的時候，這層皮囊隨時都能派上用場。”
成為蘋果的CEO，讓庫克不得不活在大眾和媒體的注視之下。雖然他也十分希望保護自己的隱私，但他表示愿意為了大家而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為與他一樣的群體帶來支持與力量，這種個人隱私的犧牲在他看來是值得的。
對自身特殊身份的確認，為庫克個人以及蘋果公司在形象、品格的提升帶來了一次重要的契機。正如庫克所言：“我是如此幸運，領導了一家長久以來倡導人權和人人平等的公司。我們將繼續為自己的價值觀而奮斗，我也相信，在這家公司，換成任何人當CEO，不管他們的族裔、性別或性取向如何，都會做同樣的事情。我個人將繼續為所有人的平等而大聲疾呼，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盡管圍繞庫克的“同性戀”身份依然引發了巨大爭議，但事實上，除了中東、俄羅斯及非洲輿論偏負面外，歐美與亞洲的輿論充滿更多的認同，尤其是無數的年輕人。而將自身與公司命運捆綁，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即便這不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商業事件，也不得不承認，對于蘋果而言，這是一次巨大的品牌廣告。
蘋果試圖在向新時代的青年傳遞這樣的印象：關注細微和少數群體，對他們充滿同情；蘋果公司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生態模式，充滿創新與包容的文化心態。而對于庫克來說，向外界確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是在以犧牲個人隱私的方式，為備受質疑的蘋果和故去的喬布斯獻祭，也由此確立了庫克時代，并為蘋果的未來做了一個巧妙的代言。
“蘋果CEO的案例，是對于相對單一身份的一個扁平而極致的運用。事實上，鑄就領導者身份是一個復雜微妙的過程，涉及對自我的深度理解。每個人都有多個社會身份，這些社會身份對所有領導者的發展都有不可估量的潛在的影響，不管是來自強勢群體還是弱勢群體的領導者。”徐中表示。
在當下，任何領域，組織動態的不斷變化導致領導者往往面臨著更多樣和復雜的身份工作。要建立人們對于一個全球化工作場所的深度信任，領導者有必要成為這種多樣化身份的經營者，在一個包含眾多不同社會身份群體的集體中，為絕大多數人創造一種“共識”。巧妙地將社會身份與領導者身份融為一體，是發揮個人能力、建立組織信任、樹立精神領袖地位的關鍵。
